很早就打算在今天写点什么，可提起笔却又写不下一个字，对于历史，我们能说些什么？又有什么资格去说？
时间按着熵增的方向飞奔，过去的种种都已成定局，无法改变、无法考究、无法重复论证，只能演绎。
过于久远的历史由于面目模糊而令人信服，因为这样的历史听起来像评书一样情节曲折而不具威胁。
我们的学者也乐衷于讲这样的评书，况且我们的历史还真不是一般的长，料很足，慢慢抖。
那些不够久远的过去呢？
它们正被埋在地下，慢慢地腐烂着，假以时日，就会变成化石或者别的什么人畜无害的东西——那时，人们就可以将它们挖出来，爱怎么玩怎么玩，不必担心受到污染。
What a fucking history.
纪念历史是天底下最荒谬的事情。
那我在干嘛？
我不是纪念历史——那个和现在一样疯狂的年代、那个见鬼的太阳照常升起的六月清晨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是的，我对此丝毫不感兴趣。
我是来缅怀一群人，这群人由于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办了一件错误的事情而被永远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再压上一座五指山山上再盖一座雷峰塔。
我缅怀他们是因为我觉得若是早来到世上20年，我大概也会和他们一样被扫进垃圾堆。
……真是狂妄，我哪有那样的勇气。
最近看了陈楸帆的《鼠年》，一种异样的相似感又从后脊梁冒了出来。个人命运在时代的车轮下真是太过渺小，每个人都只能一窥他所处的时代的冰山一角，甚至，你连这种作井底之蛙的机会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敢于为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抛弃一切的个体生命就显得异常厚重。
无论你会怎样评价这样的生命，你可以说他们幼稚、肤浅、不识时务、自取绝路；但他们的生命正是以这种令人至今不敢直视的方式结束而比任何一个苟且偷生的个体显得有质量。
况且，无论是你，还是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评价这样的生命。
那么，就让一切托辞都见鬼去吧，此刻，我要将这碗酒洒向地面，再一如既往地吹响号角。
2009年6月4日
（P.S.附上一篇文章，写于去年此时，来自一位网友。他写出了许多我想说的话，再次感谢他。）
他们都是好孩子
————纪念一个和一群理想主义者
一
六月，在这个即将过去的月份里，纪念的是八十年前出生的一个孩子和十九年前死去的一群孩子。
“切，你好年轻哟！”四十八年前，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来访的切·格瓦拉时这样对他说。那一年，格瓦拉32岁，还是一个青年人，青春洋溢，朝气蓬勃，活力四射，但已经是革命英雄，游击战争大师，古巴第二号人物，全世界年轻人的偶像。
五年后，1965年，格瓦拉放弃了在古巴的所有领导职务，远赴非洲和南美，继续他拯救贫苦大众的世界革命。两年后，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巴耶格兰德小镇附近负伤被俘，两天后遇害，牺牲时年仅39岁。
四十八年后，2008年6月14日，格瓦拉诞辰80周年之际,一座铜像在他的出生地阿根廷罗萨里奥市揭幕。这座高4米,重2.7吨的铜像, 由阿根廷雕塑家安德烈斯·泽内利铸造，由包括7.5万把铜钥匙的各种铜制品熔化后制成，原材料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捐献，以体现格瓦拉希望在全世界实现社会公正的梦想。没有鲜花和礼炮，没有政府官员的剪彩，也没有热闹的纪念大会，切的八十岁生日，就这样在安静中渡过。
十九年前，一群年轻人的声音曾经在广场上振聋发聩。十九年后，天下太平。当天最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是华能的董事长李小鹏将出任山西省主管能源的副省长。当天的国人，正忙于抗震救灾，忙于歌颂救灾事迹，忙于圣火传递，网络上偶尔出现几篇纪念的文字，但旋即被警惕的网站管理员删除，发帖者被警告，严重者封掉ID。事情仅限于此，人们基本上相安无事。
前年，北大的孔庆东来我们学校做学术报告，在简短的宾主寒暄客套之后，他做了这样的开场白“在座的各位同学，我深深羡慕你们。青春是美好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正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美好青春，而我的青春却是残缺的……关于青春的所有光荣和理想、美好与希望，随着一九八九年那一声枪响，一切都戛然而止了。”没有一丝矫饰，不带任何妥协，前所未见的风范，真诚和勇气扑面而来。时空仿佛在瞬间被定格，我至今都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刻，学术报告厅内拥挤的人群，孔老师坚定而温和的目光，台上陪座的那位副校长脸上尴尬的表情，台下年轻人迷茫的眼神，还有关于“一声枪响”究竟为何物的窃窃私语。昆德拉说，人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二
或许是我太懒惰，也或许是头脑中的反射弧太长，非要等到纪念的正日子过了好久，才记得写关于他们的文字。而且我得承认，把他和他们放到一起纪念，要冒很大的挨骂风险。在中国，这些年来，围绕着他和他们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方向，早已形成了观点鲜明、尖锐对立的两个派别，早已有数不清的争论激烈上演，而且还在继续上演。
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阵线鲜明，堡垒坚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不亦乐乎。参与其中的每一方都激情澎湃、热火朝天，每一方都引经据典、积极论证，每一方都立场坚定、固执己见，每一方都坚信自己守护着真理、守护着正确。于是，每一次争论都在一开始就注定了结果，每一次吵闹到最终都无疾而终，偶像被解构成口号与名词，理想被贡上祭坛化作绝对的圣物，真实的他和他们离我们渐渐远去，有血有肉的人被异化成了一个个冰冷的政治符号。热情参与其中者，也渐渐忘记了自身作为自然人的属性，投入到集体固执、集体狂热的洪流之中。
格瓦拉变成了“共产主义”和“平等”，十九年前的学生变成了“民主”和“自由”。右派攻击格瓦拉是红色恐怖和战争贩子，左派嘲笑学生幼稚、“以爱国始，以祸国终”。每一方似乎都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每一方也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捍卫自己的偶像。
然而今天，我不想再继续这些。针对这些理想，这些政治理念，自然有喜欢争执的人去争执。现在，我要纪念的，是理想主义者，是人，是他们高贵且不可复制的生命。
三
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是生应该这样来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很少有谁会为保尔的这段名言所动容了，至少不会像三四时年前的年轻人那样。那场风波，以及紧随其后的苏东剧变，不可避免地深刻改变了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还有所有的国人。在那之后，无论共产主义，还是民主自由，理想都已经退居身后，稳定成为第一关键词，物质和欲望被刻意放大，消费时代开始艳俗地向人们走来。
1973年，身处牛棚中的顾准，在每天劳动之余，思考着这个国家和它立国思想的命运。在和友人的信件讨论中，他谈到“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从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潮流，它们在法国，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然后他又提出了两个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三十五年过去了，顾准的问题，真诚倔强的顾准所提出的问题，谁能解答？如果没有人回答，还是让历史自动回答吧。我们都身处历史之中，我们终会看到答案。
有时候我在想，是否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经历了五千年历史中无数朝代更迭、帝王统驭捭阖、宫廷阴谋权变、朝臣朋党倾轧之后，在遭遇近代百年屈辱、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十年文革之后，依旧保持了太多的政治热情？为什么这热情足以让我们在历次危亡关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拯救国家、拯救民族，却不能让我们在太平之世消除理念的偏执、避免权力的异化、调节制度的僵硬？
或许，十九年前，是上天对中国命运的刻意安排，自那以后，那些热情，那些理想，无论多么美好，都被小心翼翼的打包收好。中国太古老了，中国太复杂了，中国又太贫穷了，无论哪一种理想，于大部分国人看来，都没有吃饱穿暖来得实在，都显得那么遥远且奢侈。我们还远没有资本。
政治，这十九年来的中国政治，与忙于争吵的两派全然无干，与理想无干，它只属于功利主义。权力在暗箱中由少部分人操作，表面都是光鲜的，内里又是怎样，作为生斗小民，我们不得而知。这些年来，稳定被摆在首要的位置，然而又有多少罪恶，假稳定之名以行之？
十九年来，国力不断增强，中国的经济规模膨胀了十倍不止，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反复宣传的大国崛起，都让普通中国人感受到某种快慰和兴奋，尽管他们的生活与梦想与此无干。
于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在十九年后出现了：千年不散的封建传统、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模式和处在原始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这三者的奇怪组合，能否继续延续中国的奇迹，并最终支持这个国家走向崛起？
以廉价劳动力和牺牲环境来推动的经济增长，真的能够永保优势？后极权的政治模式真的能使国家长久稳定？经济和政治的转型，真的靠功利主义就可以独力完成？我们真的不再需要理想主义者？美好的理想，终极价值，普世价值，真的可以永远回避？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国家的命运将如何？中国将向何处去？我们将向何处去？
四
在这个下着小雨的阴沉下午，我思考着这些问题，并怀念那些身后寂寞的理想主义者。隔一道铁栅栏和爬山虎翠绿的蔓藤，寝室对面是一个幼儿园，不时传来孩子们唱儿歌的稚嫩童声。十九年前，我们比这些儿童还要小，十九年后，一代人已经长大。我们是迷茫的一代，我们物质优裕，却普遍缺失掉了理想和激情。
或许，理想主义者注定无法完美，注定有许多缺陷。因为理想指向于未来，指向于未知，没有谁能完全把握未来，更何况未知。格瓦拉的革命理论，还有他的实践主张，都有很多不成熟和欠妥当的地方，有些甚至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对此周总理就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同样，十九年前的学生，他们的主张也多少显得急躁虚浮和不切合实际，在那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容易被外人和不怀好意者利用。
然而正如鲁迅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归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强权和暴政从来不会自动克制，剥削者和压迫者也不会主动让渡利益。面对苦难和压迫，面对黑暗与不公，他们明知不敌，却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化为一座山，成为一道岭。他们处在下风向，却高昂着头，屡战屡败，依然屡败屡战，展现着单体生命的韧性与顽强。他们的剑或许尚未铸好，仓促应战，只能拿着简陋的武器，他们的剑术或许尚未练成，战斗中难免伤及无辜，但这些都丝毫无损于他们的伟大。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使得那些强权和剥削者如芒在背，小心翼翼的不敢过多触犯人民，被迫让渡利益，被迫改善被压迫者的生活。如果有谁把这几十年来西方世界的进步全部归功于资本主义，把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进步全部归功于党，那么他或者违心、或者幼稚。
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依旧深深的热爱他们，深深的受到他们的影响，并被他们所鼓舞、激励。他们无时不刻都在修正着我的灵魂，使我努力朝正确的方向前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在我个人身上，我想切的影响体现得更多。“我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 切的这句名言，是我听到的所有关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最质朴也是最美的话语。
激情、勇敢、坚定，对苦难大众的热爱、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恨、对物质和权力的警醒、对强权的决不妥协、对自由的追求，切身上的这些品质，都为我所深深向往和极度迷恋。甚至于我一直在认真筹划的毕业后自行车穿越全国的精神流浪，也脱胎于切的南美大陆之旅。
1951年，骑着一辆破旧漏油的老式摩托车，23岁的切和他的朋友亚柏托历时半年完成了穿越南美洲的壮举。在这一过程中，他极大地开阔了眼界，见识了南美大陆的辽阔壮美，也见识了底层民众的淳朴善良和悲苦生活，还有当地统治者和国际资本矿业公司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压榨。太多的不公平让他决定为实现全世界的社会公正而奋斗，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革命，交给贫苦大众的解放事业。在旅行过程中，切写下了著名的《摩托日记》，在日记的结尾，他这样写道：“写这本日记的人，在他重新踏足阿根廷土地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死了。组织与打磨过这本日记的那个我，早就不再是我；至少现在的我，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漫游南美洲对我造成的改变，远远超过我所能预见的。”从那以后，切开始了为实现社会公正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生涯，直至生命的终点。
萨特这样称赞切————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ewine，作为同龄人，他让我感受到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高尚和美好。在他那里，我受到了另一种全新的启蒙，修正了从前的一些偏见，也有了更客观的视角。从他身上，我遥想十九年前那群热情而真诚的青年们的全部风采。
五
保持客观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往往习惯于先入为主，用已有的理念和思想来判断这个世界，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然而现实却并不如想象的那般简单，很多时候，看似截然相反、完全对立的两件事物，却往往互相纠结、并最终殊途同归、朝向共同的目标。左和右，是否将如顾准所言，最终走向交叉、合流？中国的命运又将如何，有没有一种全新的第三条道路？
或许，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激情过后成熟思考的理性，是不温不火、长期坚持的耐心和毅力，是对缓慢变革、渐进改良的坚持和容忍，是认清现实、承认现实却又不安于现实，在怀揣理想的同时和现实做出妥协的勇气。而这一切，都与犬儒和功利主义者无关，与麻木者和苟且者无关，只有理想主义者，在真正成熟之后，才能够承载这样的重担。“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切这样说。
只要左派不是固执的要求回到从前，右派不是五美分党的基地；左派继续坚持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右派始终保持对自由和宪政的向往，左右合力，监督掌舵者对国家这艘巨轮的驾驶。那么，无论前路有多难，我想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六
生命如同一篇诗歌，重要的并不是它有多长，而在于它有多美。
这句话是对这些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解读。他们都是好孩子，他们死于青春，死于理想，死于他们所钟爱的事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他们的灵魂必将高高盘旋于人类精神世界清澈高远的天空，成为我们在黑暗年代中固守希望、固守光明的力量之源，引领我们在坎坷的命运之路上奋然前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闪开，让我歌唱格瓦拉！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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