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看了《一九四二》,心情很沉重。
那是我从未了解的一段历史,我想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也都没有从历史书上看到过这段历史,更不要说去想象当时的情形。
我们其实已经遗忘了太多的往事,迫于种种原因,滴血的历史被人们蒙上一层又一层的纱布,仿佛这样就可以忘记过去就像它从未发生一样,可这伤口并没有痊愈,它在厚重的掩盖下已然变成了脓疮。
我注意到影片结尾那句话,它说,公元一九四二年,三百万人饿死。
这里,导演并未用「中国人」或者「河南人」的称谓,他用的是「人」。
这也是整部影片的基调,片中展现的是一个个逃荒的人,他们的挣扎,他们的绝望,他们的生命。
影片开头的一段话耐人寻味:「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后来李培基面见蒋介石时,听他的副官口头汇报完毕,便战战兢兢压下了想要说的关于河南灾情的话。当陈布雷问他为何不说时,这位李主席颇为无奈地说,「他们给委员长汇报的每一件事,都比我说的要大,一下把我给吓住了。」
是啊,这些事情,都是「大事」,因为它们关乎着民族存亡,国家兴衰。委员长很想见见甘地,因为他绝食七天而意志不减;同时委员长也很讨厌见爱管闲事又不怕死的美国记者,因为他居然拍下了野狗吃人的画面。
彼时的中国老百姓,对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毫不知情,他们只知道日本人来了,国军节节败退,华北危急。
但比这更糟糕的是,吃得也没了。
中国人历来是最重视故土的,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可什么也没有饥饿的力量大,当人没了吃的东西时,什么财主农夫,统统都是一样,逃荒路上,不分贵贱,大家都是灾民。就像花枝的娘说的,「有灾好,叫他家也变成了穷人。」
而老财主这一路逃荒,儿子、儿媳、老伴、女儿、孙子……死的死,散得散,只落得自己一个人挣扎求死。他这一路的心态,由开始的「躲灾」,到「逃荒」,到「认命」,仿佛无形之中有股力量在推着他一步一步迈往地狱。而这并非说留在原地会更好些,其实彼时的中国,哪里有平头百姓可以活命的地方呢?神父安西满一开始谴责众人不信主,才落得逃荒的下场,甚至还要扮演中国的摩西去引领苍生,可在日本人的轰炸下,在那一双双不肯瞑目的眼睛的注视下,他也不禁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诘问,既然主也无法将这个世界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那我为何还要信祂?
在福殍遍野之时,信仰真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
何止是信仰,就连最基本的情感和伦理也可抛弃。
花枝为了给两个孩子有口活路,自己把自己给卖了;星星把自己最喜欢的小猫给炖了,这也为后来的自愿卖身埋下了伏笔;更有甚者,饥饿的人们,将一切道德感抛在脑后,为了活命,不惜将同类分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无论它发生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
悲哀的是,这种人吃人的极端情况,在历史上还远远不止一次地发生过。
拍这样一部片子是需要魄力的,就凭这一点,导演冯小刚和原著作者刘震云就值得尊敬。整部片子焦点人物众多,但并没有主人公,事件也很多、很杂,却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逃荒。片子也并没有着大幅的笔墨来烘托灾民的凄惨,可当人们看着自己身边的亲人死去时无助地说出「死了好,死了不受罪」的话时,任何一位观者也能体会到这份绝望。
饥荒,一个遥远却又熟悉的字眼,因为在它如瘟疫般蔓延开时,任何人类文明建立起来的理智和尊严都会被摧毁殆尽;它能将与人性有关一切渐渐抹平,剩下的,只有源自动物自身的本能。这,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影片开头,「吃的问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似乎不在一个层次上,相较之下,前者仿佛没有提及的必要,然而,当片尾字幕闪出那三百万的数字时,没有人会再认为「吃的问题」是个不值一哂的问题了。
我想,这部作品给人以最大的教益就是,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此类「不值一哂」的事情,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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