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在圣诞节期间接连发出三篇关于革命、民主与自由的文章（分别为《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全文附于文末），立刻在互联网上引来一片争论，其中易中天力挺韩寒（《韩寒的新衣》，全文附于文末）；新浪博主周斌跟着韩寒连发三文力驳韩寒论点（《可惜韩寒不读书》、《<说民主>背后的反民主》、《看现实：回到小岗村》，全文附于文末）；接着韩寒老友李承鹏也贴出长文，字里行间也显示出了对韩寒观点的不赞同（《民主就是不攀亲》，全文附于文末）。
真是圣诞欢乐多，年底有大戏。
那么，韩寒这次在连续数月一方面保持博客低更新率一方面即使发表文章也很快被和谐的情况下，为何在年底突然爆发，而且矛头所指，全部都是敏感话题；而且其立场似乎也和以往有所不同，继而引来了各家的论战？
我个人的看法，渐进改良是最好的途径。但是渐进改良需要高层的远见和魄力，远见就是要意识到如今的高速经济发展是以很大的民生与环境牺牲为代价的，必然不能持久，而一旦经济发展慢了下来，社会矛盾就无从转嫁，那样的后果就很难办了；魄力是与之相对的，渐进改良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阻力很大，而且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其中也包括了「高层」，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必须让出一部分利益，才能真正换回这个社会的平稳，不然，与前面所说的一样，一旦不能维持高速的经济发展，社会矛盾就极有可能激化而变得不可收拾。
去年这个时候，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正在拉开帷幕，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一度非常兴奋：你看，就连我们认为如此封闭落后的伊斯兰世界都能翻起民主革命的浪潮，一举推翻独裁统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可时隔一年，现在各个独裁者死的死，逃的逃，国家的政权完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人民的生活却并未走上正轨，不论是埃及还是利比亚，现状都不容乐观。
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民主也不是说来就能来的，对「茉莉花革命」我依然持积极看法，毕竟，他们国家的人民，现在至少获得了「免于恐惧的权利」。
但是过于乐观是不可取的，正如韩寒所说「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
很多人把这段话误解成韩寒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在我看来不是这样，联系上下文，韩寒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不要打着民主的旗号去鼓吹革命，实际却挂羊头卖狗肉，把群情激愤的民众给煽惑起来，以暴易暴，不论江山是否易主，到头来还是专制当道。
与韩寒的看法相左，周斌的看法就挺悲观，他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要吃饭、官逼民反。
中国真的到了这样一个极端时期了吗？我认为并没有，毕竟经济改革三十年，国民的物质生活还是得到了很大改善，大多数人的生存还没有受到威胁，但是也必须看到，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疲软期，而且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很多人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个社会开始进入矛盾积累期，前景堪忧；另一方面，高层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想是意识到的，但远远不够，因为他没有丝毫政治改革的诚意。众所周知，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你只有经济上面的诉求而没有政治方面的反思，那到头来，政治体系会变得僵化，经济发展也会陷入泥沼。
所以，周斌的观点乍看上去很疯狂，其实也不无道理。因为渐进改革通常都是自上而下的，你就要指望政府，而现在这个政府是很令人失望的，你能指望它什么？
话说到这份上，就有点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的意思了——革命，是一剂猛药，而且弄不好还会把这本已孱弱的小命搭进去；改良，看上去很美，无奈有心治病，求药无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实为民主化的最大障碍。
所以，不禁又想起胡适之先生早年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因为你在那里仅仅针对大而化之的东西辩来辩去，说的一套一套的，可上面的官老爷们根本不屑于去搭理你，下面平头百姓们根本没时间去读懂你——到都来完全是小圈子的自娱自乐，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为。
不如「多研究些问题」，对具体的，尤其是可行的的问题加以探讨，提出解决方案，进而对一个个现实中的缺失加以改进，民众们也会得到实在的好处，很有可能也会投身其中，这样积少成多，「公民社会」的形成就指日可待了。
当然有人会说，你说的这些政府不也有做吗？难道我们的政府没有在具体的问题上有所作为么？当然不是的，如果这个政府没有任何作为的话，这个国家甚至不会维持一个表面上的「稳定」，只是，在一些关键的环节，它不具备改变的动机。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我们的政府绝对不会具备放手媒体的觉悟。所以，这要靠每一个新闻从业者、每一个有表达诉求的人的去争取——而且，这是有望争取到的。当然，开放报禁不会像在台湾来得那样干脆，不过，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去不断争取，那一天是会来到的。接下来，就是司法独立，这一步的实现，将付出更多人、更多时间的努力，它很难，甚至现在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成功的条件，但它至少是可行的。当它完成的那一天，真正的民主，也在不远处了。
韩寒：谈革命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 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 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 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 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 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 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 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 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 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 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 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 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 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 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 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 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 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 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韩寒：说民主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 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 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功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有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韩寒：要自由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易中天：韩寒的新衣
没想到韩寒这么“不厚道”。大过年的，说人家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且他说的还不是皇帝。这就难免让某些先生不快，也必定让某些伙计窃喜。其实窃喜是昏了头，或自作多情。不快者，则半因误读，半是活该。也就是说，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
没看懂而窃喜的，就不说了。被误伤，则因为概念不明确。这怪不得韩寒，因为大家都不明确。比如把作家、学者、知识分子等文化人，统称为“文人”，就其实不对。这一坨人，实际差别大了去，应细分为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等。但这种分类，与职业无关，只关乎心性。士人的特点，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学人和诗人，则或者有真学问，或者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腔调，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
因此，文人是一定要走台的。走台，就得着装，而且得是时装。至于面料款式，则因时因人而异。想讨好卖乖，就唱“吾皇万岁”；想浑水摸鱼，就喊“造反有理”。昨天刚闹过革命，今天就可以劝进；力倡科学民主的，摇身一变就是“国学大师”。总之，什么时髦就来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做。反正对于他们，“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都不过一种姿态，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
韩寒反对的“中国式领袖”，往往就是这类人。什么“民主”，什么“革命”，只不过他们的时装。我是不相信这帮家伙的。革命成功了，他们是洪秀全；失败了，他们是向忠发（此人为中共叛徒，被捕后的表现，还不如做他情人的妓女杨秀贞）。只不过，向忠发多半成不了气候，成功了的必定是洪秀全。当然，他们更喜欢管自己叫“哈维尔”。
这就是我要力挺韩寒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但有几句话，还得说清楚。第一，我警惕的，只是自命为“哈维尔”的“洪秀全”。如果真能出个“哈维尔”，我也不反对，只是不作指望。第二，喊着哈维尔，想着洪秀全的，必定是文人，不会是其他，请不要胡乱对号入座。第三，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还有谁被韩寒气炸了肺，我愿诚恳地表示幸灾乐祸！
当然，还有几句话，也得说清楚。第一，革命在本质上，是制度的根本变革。所以，辛亥革命是革命，改革开放也是革命。这样的革命，我们都赞成，反对的只是暴力。第二，国民素质不能成为反对民主的理由。恰恰相反，国民素质越是低，就越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提高国民素质。专制的结果，只能是国民素质更低。只不过，在国民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我们的期望值也不能太高。第三，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决不能依靠那些“走台的文人”。不信你看那个白衣秀士王伦，才当了个山大王，就容不得林冲了。因此我赞成韩寒的话：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我还要补充一句：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容不容得“反革命”，是真假民主的分水岭！
另外，为了不让脑残犯糊涂，五毛钻空子，我还愿意耐心说明：一，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不等于说“革命一定不能带来民主”，更不等于说不需要改革开放这样的革命。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革命，就一定不会有民主。二，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不等于说你可以杀人放火打砸抢。对不起，那叫“刑事犯罪”，不叫“反革命”。
我的话，说得够通俗明白了吧？
最后要说的是：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
原以为2011乏善可陈，但有了“韩寒的新衣”，我们好过年了。
周斌：可惜韩寒不读书
因为一条批评韩寒的围脖陷入口水战，到最后很多反对我的朋友让我写篇文章，与韩寒辩论，供大家裁定，这是始料未及的。
其实应该有不少人看出他《谈革命》这篇文章的问题，但是没有太多批评，除了不愿意陷身口水外，很多其实是担心别人攻击他是借着骂韩寒上位。
我本来也是有这顾虑的，但是有朋友看到那么多骂娘的帖子，看不下去了，劝我说：不能太惯着这些孩子，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偶像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容不得别人点评。无论一个青年人多么地出色，有多少粉丝，至少要让他们明白，连人民日报都可以容忍异质思维了，时尚青年领袖韩寒的拥趸们，却只懂党同伐异，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韩寒的谬误我认为有三点，分别是对革命、自由以及民主的误读。
1、 关于革命：
“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
首先韩寒简单地把革命简单定义为白莲教或者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事实上，在现代热核社会，类似的革命成功的几率已经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还知道刚刚逝去的哈维尔所发动的天鹅绒革命吧？这是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革命，把一个国家带入了现代文明。那么，凭什么韩寒认定：现阶段，中国的革命只能是太平天国而不是天鹅绒呢？这种以偏概全，然后一概否定的做法，也算是给革命戴上一顶邪恶的帽子，然后打倒它，算不算诛心之论？这得感谢宁财神的启发，你老说我是“诛心”之论。
2、 关于自由
“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韩寒认为，中国人并不是真的热爱自由，而是“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也就是说，中国人更喜欢钻空子，而不是遵守规则。
如果他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他如何解释，香港人到了大陆，也会不排队、随地吐痰……，但是在香港却很讲公德？是环境和制度改变个体的行为呢，还是个体的行为改变了环境？
我的看法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基本很少享受过公共秩序下的自由，比如免于恐惧的自由、保持异质思维的自由、质疑政府权力的自由。
而所谓社会公德的败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流价值观心口不一导致的，比如说很多官员，一边喊着反腐倡廉，一边大肆贪污腐化。很大程度上，掌握最多资源的政府，其行为是整个社会行为的表率，在这样心口不一的示范作用下，很难有良好的社会公德秩序。
在盗贼遍地的环境下，弱肉强食、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下，你要求人民都是好人，然后才配享有自由？
如何改变这个环境？需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加大个人的自由。然而，韩寒却本末倒置，认为是个人不遵守公德，所以导致他们不热爱真正的自由。
世上没有天生的贱民或者贵族，多是后天环境和驯化的结果。所谓的自由，是需要环境和训练的，人是可以被教化的，这是为何在香港，大家遵守规矩，在大陆，香港人也不守规矩。你想让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享受自由，至少要给他们教育和教化，给他们自由的空间。自由这玩意，如同游泳比赛一样，你得先让他们下水，熟悉了水性，然后才会懂得规则参加比赛。现在的问题是，你把人家关在岸上的屋子里，然后抨击说：你们连水性都不懂，下水不淹死才怪呢，你只配在脸盆里面潜水。这种逻辑未免太扯淡。
而且，换句话说，即使在西方自由社会里（我去过法国意大利以及美国），也仍然有不少人会随地吐痰，欺负少数族裔——比如中国人、也会有人乱插队，这么说他们也不配享有自由了？难道因为中国部分人的个人修养不高，就否定全体中国人不该享有自由，或者没有对自由的热爱和向往？这点我实在无法苟同。
3、 关于民主的谬误
“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
这恐怕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即：民主的素质决定论。韩寒在文章中说，啥时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人民素质太低，连会车远光灯都不关，给他们民主，岂不是乱来吗？
很多人误读了民主的含义，以为民主是纯洁和神圣的处女，碰不到，容不得脏，但是只要是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在人类社会里，纯粹的理想国，就是乌托邦，也是哈耶克所说的“通向奴役之路”，无论这个乌托邦是以民主的名义还是以其他名义。
那么真正的世俗的民主是什么呢？以我财经领域的眼光看，民主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就是利益分配机制。
说句大白话：民主，就是大家一起谈怎么分果果。专制，就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说了：蛋糕怎么分。而西方代议制的民主，在我看来，就是更多的人参与，每个群体都派出代表来讨价还价，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所以，本质上，民主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而不是什么伟光正，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非得把民主纯洁化、处女化的，属于思维有问题的。
既然是利益分配机制，那就跟人民素质没球关系，反正你把这个权利给他，他愿意拿选票换钱啥的，也比你剥夺了他的权利要好。当然，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最后会发现，用选票换钱，其实是一笔最不划算的买卖，于是民主制度就会走向禁止贿选等等。台湾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所以，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一种利益，所以认为人民素质不高不配享有民主这种说法，是纯属纳粹的说法，因为这种逻辑一旦成立，那你丫就完全可以因为邻居素质低（更可能是你诬蔑）而剥夺他的房子。
总结陈词
韩寒同学作为一个“青年领袖”，在当下发出《谈革命》这篇文章，立场转变着实出乎意料，他遭致这么多批评，和当时他以公知身份出现获得的赞誉是对等的，尽管他说这不是他想要的，但是荣誉别人塞给他，容不得他拒绝，那么也只能接受批评了。所以韩寒不必对此耿耿于怀，多数人还是对他的错误观点表示遗憾的。
当然了，韩寒的粉丝们倒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他的说法：中国太多暴民，或者是一盘散沙，容不下不同意见，更不要说民主了。尽管如此，我在上文中已经说了：人不是天生低素质的，高素质都是教育和培养出来的，但是得先提供一个高素质的环境，总不能让狼窝里长大的孩子一天就明白人类社会的规则吧。而且，尽管他的粉丝有些有暴力言辞倾向，我仍然认为他们是配享有民主权利的，而不是韩寒那样，认为他们不配享有，因为那是他们应有的利益，他们珍惜不珍惜那是他们的自由。
不过，我很高兴看到的一点是：当我提出，韩寒的粉丝正在用他们偶像所反对的暴力方式围攻不同意见者时，我看到很多人在改变，这不是刚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韩寒的单一革命论是错误的，你想想，你的粉丝都能知错就改，你又凭啥断定他们就一定会像太平天国或者白莲教徒那样，只干混事而不会辨别是非呢？
韩寒以前有不少优秀的观点，比如“这是一个无权收看CNN的国家，却是一个有权抵制CNN的国家”，我当时听到时也对此大加赞赏，但是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变化，韩寒却坚持不读书，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这未必令人觉得惋惜。
风险：此文仅代表本人观点，与所在单位和职务无关，当然了，也有可能因为发表了此文承担被下岗的风险，那本人将表示强烈抗议。
在我发表了《可惜韩寒不读书》一文后，我看到韩寒对于我的质疑都做出了回应，比如天鹅绒革命，比如素质决定论，他的《说民主》一文，显然比《谈革命》一文更有诚意，但是同样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
有网友希望我再度回应，作为辩论的一方，如果不回应对方，那是对他最大的藐视和不尊重，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一个男人，关键时刻还是要硬挺着，真要为此下岗，那也只好认命了。
韩寒：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答：中国国民素质的问题，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客观条件约束，就是人多资源少，孔子（经网友纠正得知，版权属于管仲）说过，仓禀实而知礼节，对于一个快饿死的人，他偷面包，你用道德和素质去要求他，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中国现在一个特殊的情况，是贫富差距太大，整个社会财富已经足够让每个人平均过上较好的日子，但是却因为权力的集中以及利益集团的极度自私，导致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民主有助于解决这种贫富差距（请注意我不是在说平均主义），让底层的百姓也能过上体面一点的生活。生活体面了，大家的素质就会提高了。你天天为了明天的口粮发愁，还顾得上体面，顾得上素质吗？所以，现在是到了不民主，素质没法提高的阶段，你不能苛求一个天天为了口粮而搏命的底层，素质能够突然有一天提高，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进行财富的相对合理分配，才能提高素质。
韩寒：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答：这句话是有毛病的：
1、假定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都不爱民主？我认为党员当中很多精英分子，他们在满足了生存和安全的需求之后，也有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你把他们都假定为一群只懂追求物质，丝毫不热爱自由民主的人，这是不对的，要不怎么解释他们中的很多人把孩子都送到美国去呢？（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将需求分为五种，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2、中国有13亿人，即使扣除3亿人，加上韩寒眼中素质不够民主要求的4亿农村人，那还有6亿其他人呢。难道为了7亿人的愿望，消灭另外6亿人？
3、民主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我说的利益互相博弈，这一方面保证多数人利益，但是更重要的是让少数人的利益也能得到承认，民主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承认多数人利益，同时也保障少数派的利益，否则就是多数人暴政。我曾经批评过一个观点：就是有种论调说，要把朝鲜作为中国安全的屏障。按照这个逻辑，为了国家安全，朝鲜之后要把东北作为屏障、东北之后要把上海作为屏障、然后华中华南，都可以为了“国家利益”牺牲掉。所以多数人暴政导致的是逆向选择。是一种反民主的思维方式。
韩寒：如果革命到来，文人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是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
答：我认为韩寒是错的，文人该干的事情，是站在自己认为对的那一边，你连自己认为正确的都不能坚持，还指望你能站在弱小的那边？弱小未必就是合理，强大未必就是错误。利比亚的最后，卡扎菲和反对派相比，卡扎非算弱小吧，你准备怎么办？
韩寒：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较长，需要耐心阅读，所以放在最后。
有一次，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不看电视了），里面一位嘉宾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李稻葵，他有一个说法让我记忆深刻，他解释中国为何不会像日本那样，进入失去的十年，他的话大意是：日本的经济停滞，有很大的程度，是因为日本社会缺乏变革的共识，所以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并没有从体制等各方面进行相应的变革，这导致它的经济结构很难调整。而中国，应该说，遇到困难需要改革的共识，三十年来一直就有，（哪怕现在已经形成各大利益阶层板结的局面，这句话我加的）但是广大的中国人民还是有着变革的意识和危机感的，所以他认为，对中国不要太悲观。
说实话，之前对李稻葵的很多观点未必赞同，但是他这个表态，我还是感觉到了什么。
然后我和冬眠熊2010、吴伟BJ等前辈交流时，也得知，对于未来变革的强烈愿望和危机感，无论从高层到底层都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张木生先生说的那句话：“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还有吴敬链老先生一直呼吁的改革；所以，确实不能轻易地断定，中国的精英阶层看不到现状以及未来可能的悲剧局面。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导致现在各大利益集团的形成，要推动改革，单独依靠一种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乌坎这样的理性维权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样的理性维权，是可以给体制内开明力量以推动力的，是可以推动变革的。研究中国社会变革的学者专家们不应该小觑。
所以，这是我对中国社会相对乐观的理由，一方面是体制内的危机意识很强，另外一方面则是民众的权利意识逐步高涨，比如汕尾市委书记说：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说的就是这种状况，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达，民众的学习能力在提高，维权意识和技巧也在进步，这就导致社会管理的方式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因此，这是我反对把革命简单理解为暴力革命的原因，作为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我个人一直是反对暴力革命的，而且，暴力革命是很难带来真正的社会进步的，而是很可能变成李自成进京。
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底层变革的愿望，也许恰恰是乌坎这类的理性维权，给社会管理者施加了压力，让他们做出了应对，只要管理者不是抱着秋后算账的心态，而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将成为未来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遗产和社会管理路径。所以有人把乌坎比喻为小岗村，也许并不是很过分的。
但是，这里需要很多要素，比如民众有明确的维权诉求，自律而不过激的行为，社会管理方能够控制使用暴力的欲望，依法办事，类似的个案才不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死结。
没有底层的维权意识觉醒，那是不行的，但是，只有底层的意识觉醒，却没有上层的主动推动，那更是不行的。未来的中国，一定是在双重作用力下互相推动，靠任何一极，都很难成行。
在文章最后，还是要以个人名义表达下对韩寒先生的感谢。如果没有他的《谈革命》，我恐怕是没有勇气去谈及这些领域的。恰恰因为有了他的先行，让我们有了讨论的机会和空间，所以这个感谢是发自内心的。尽管昨晚，有网友，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不厚道地嘲笑韩叔在找回场子，但是回头想，人家说的也是在理的。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有标题党嫌疑，《可惜韩寒不读书》，只是调侃，算是模仿下韩寒的风格吧，不料遭致很多网友抨击误解，特此澄清下，韩寒一定是读书和思考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精彩的文字贡献给大家，但是在这个领域，我愿意和他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带着其他更多的色彩。
现实是什么呢？
现实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GDP总量占到了世界第二位，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政府的富裕程度举世无双。
按理说，我们应该活在一个自豪、和谐的国度中，可是为何却屡屡在围脖上看到，不是这里强拆自焚，就是那里校车事故，把一个国家搞成了火药桶。以至于很多朋友跟我抱怨，不看这些，岁月静好，看到这些，洪水滔天。
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真实的中国，其实是这样的：同样是冬天，你可能此刻在北京的国贸饭店的大堂吧里喝着热烘烘的咖啡，他却在外面刺骨的寒风里等待公车，你可能在广州的丽兹卡尔顿酒店里吃圣诞晚餐，他却在为明天的房租担忧。
没错，这是中国的两极，如果你只是生活在一极里，你将永远无法了解这片土地发生了什么，在北方的寒风里，你坐在温暖的车里，看到车窗外那个老妇人，不顾危险地横穿马路，追逐你刚刚扔出窗外的矿水瓶时，你的嘴巴难免浮现一丝嘲讽：让这样低素质的人享受民主，和我一样享受上等人才有的权利，那天下不乱套才怪呢。可是你并不知道，她们冒险穿越车流，拣来的一个个矿泉水瓶子，可以换来他们一家老小今天晚上赖以果腹的食物。
韩寒曾经表现出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当他坐在温暖车里，看到别人横穿车流，只为拣一个矿泉水瓶时，他会为那个老妇人感到一阵心酸，于是他发声嘲讽这个真实世界的不公，这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忽然有一天，他宣布，因为那个在马路上拣矿泉水瓶的老妇人素质不够，一旦给她权利，她就会来抢韩寒开的车，所以，必须等到老妇人的素质提高了之后，才能给她相应的权利。
这让我想起了围脖上流传很广的一个笑话：北京出台了一个政策，95岁的老人看病不要钱，为了这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一定要活到95岁。要等到素质够高，要等到95岁，才能够格享有这些，还有比这更操蛋更虚伪的逻辑吗？
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我之前提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很好解释这些现象，中国的各个阶层的生活、教育和贫富差距太大，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名车豪宅以及掌握更多财富，或者做慈善，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部分所谓的白领、中产阶级，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希望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对社会不公现象抨击和阻止，来实现人生的价值；还有一部分，就是那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们，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为明天的食物发愁。
各个阶层的差异如此之大，诉求如此不同，而且每个阶层的诉求都有合理性，怎么办？
有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可以相对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把它定义为民主法制自由。
民主法制自由是什么？
对追求温饱的阶层来说，民主是政府有责任对底层进行救济，维持基本的生存，比如农民工的孩子进城有学可以上、孤寡老人有所养，生病敢上医院而不是在家里死扛，边远山区的孩子可以吃上3元的午餐……
对中产阶级来说，民主法制自由是他们辛苦一辈子买来的房子不会突然被强拆，或者被强拆时不需要通过自焚来引起媒体注意就可以得到法律保护，他们开车时刮碰到特权车不会被殴打。他们的亲人乘坐动车遭难时，有人出来对此负责，而不是拖了一日又一日。他们的孩子喝了三鹿奶粉，可以获得救济，而不是求助无门。他们的家，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们在家里看个黄片不会被扫黄的警察破门而入。政府想向他们收税，要经过他们推选的代表同意。
对富裕阶层来说，民主法制自由意味着他们的财富不会被轻易被剥夺，未经过法律途径，谁也不能随便将他们入狱，逼着他们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他们做生意时，不会有位权贵的公子哥们走过来，向你借几个亿。你不借就把你打入监牢。
对官员来说，民主法制自由意味着他们只要干好本职工作，就应该获得晋升，而不是依靠拍领导马屁，站队来获得升职，也不会因为站错队伍而遭遇被“清除出队伍”的危险……
民主法制自由是什么？民主就是有章可循、照章办事、法无禁止不为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言以蔽之：民主法制自由，就是用法律制度来限制公权，尊重私权的自由。
这样的诉求，难道很过分吗？难道不都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吗？
有人会问，民主法制自由怎么来？天上掉下来吗？
民主法制自由肯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是，可以从最底层来、从实践中来。
大家还记得，改革开放是从哪里开始的吧？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个名叫小岗村的地方。
想想看，英明神武如毛主席，带领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但是却遇到了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几亿国民的生活吃饭问题。据史料记载，在改革开放前，广东出现数十万人的逃港潮，那些人靠着一两个破轮胎，冒着吃枪子的危险，也要逃往对面那个繁华的香港。只为了一口饭吃。
这是多么令人难过的一幕啊，以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智慧，可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可竟然解决不了中国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最后，是谁帮忙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没错，是十八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以生命为赌注，在一张合同上摁下血手印，包产到户。
目的很简单，是为了生活，生活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这个最原始的欲望，在小岗村目不识丁的农民兄弟的胸膛里燃烧，在深圳泅水逃港的那些人群的胸膛里燃烧，在所有中国挨饿的农民的胸膛里燃烧。
正是这样的推动力，让这个国家和民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过去三百年都不曾有过的财富。
一代伟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在十八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帮助下，由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推动，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解决了，并且在随后的三十年内，把这个国家变成了GDP高居全球第二的国度。
连目不识丁的农民都可以做到这样，那么，还有谁还会怀疑，中国人民不具备管理好自己的素质？还有谁还会怀疑，中国人民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的素质。
相信人民，历史是人民来创造的！
后记：关于革命
历史是一定会往前走的，中国如果会遭遇革命，它一定不会由以下这些人来发动。
首先，绝对不会是由姿态优雅，点着雪茄喝着拉菲茅台的权贵阶层发动的。他们太忙，要安抚大奶二奶三四奶之间的问题，要处理人民币升值贬值对自己财产影响的问题，要关心兰博基尼又出了什么新款，给孩子生日订的爱马仕包到了没，或者关心下刚刚从法国带来的拉菲要请哪位领导或者富豪一起喝？
也绝对不会是中产阶级发动的。他们白天要伺候老板开心、晚上伺候老婆孩子入睡，每个月工资交了房贷和生活费，孩子学杂费后所剩无几的“白领”，他们唯一能干的就是之后上网发几篇骂娘文章。
中国的革命，更不可能是由那些追捧韩寒和郭敬明之类的孩子们发动的，他们都成长在窗明几亮的楼房里，穿着整洁的校服，每天由父母或者保姆接送着上学，在课余时间，看看郭敬明，想象自己坐在一堆达芬奇的办公家具里，是不是该找个阿玛尼的台灯来搭配。或者看看韩寒的文章，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国民素质真是太差了，校门口那个经常翻垃圾桶的老太婆真是太可恶了，如果没有她这种人，我们国家早就民主了，都怪他们。
中国真的要革命，一定是由那些挣扎在温饱线上下的人发动的，尤其是他们的下一代，那些第一代的农民工们，像老黄牛一样勤劳，他们早就认命，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应该的，辛辛苦苦能赚点钱就很满足了。
但是那些第二代的孩子们，并不这么想，对他们来说，繁华和财富、名车和美女离他们触手可及，但是却永远无法得到，这样的差异会让人发疯。
没错，一定是暴力革命，如果你不给他们出路，不给他们一个可以想象的未来，那么他们将自己伸手来取。
杨佳说过：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同样的道理：既然这个财富，你我都有份，凭什么你一家人吃得脑满肠肥，我却要忍饥挨饿？
这些财富的分配，大家讲规则，我可以按照规则来获得，不讲规则，我就自己来取！
而推动他们的，并不是韩寒和我的文章，因为他们根本不会看，也看不懂，推动他们的根本力量，就是当初推动小岗村十八个农民用命来赌的力量——生活——生活——就是他妈的生下来，活下去。
李承鹏：民主就是不攀亲
在一个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远光灯都不关，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车队压着双黄线走直线，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一辈子都没见过选票，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已悄悄买到船票……的末法情结国家里，我也觉得革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还觉得，说某人没读过书就不能发表个人观点，跟说没学习过中央文件就不能谈国家大事，一样的愚不可及。
我反对暴力革命。但这个菜刀都实名的国家自1949以后便没有暴力革命，那些对生活忿忿不平的人偶尔上演非常6+1，还来不及起义，便就义。剩下的暴民，在维稳密奏折子里其实人数理论上有十三亿。他们所要，不过工资高一些物价低一些，安全感多一些税收少一些，这正是国家在新闻联播里天天真诚表示的，传说中的公平正义。这样的强弱分明，你还要说，民主和自由这些制度是相当的有害呀，你们素质低……大家很难不邪恶地想起不知是否伪托王朔所说的：一群太监在谈论，房事多伤身啊，幸好我们阉了的。我举这样一个段子，可见素质实在低，但这并不影响我反对暴力革命，追求温和民主，在国家法律规定下参选。可见素质低不一定就不能搞民主。
暴力革命其实都是高素质的人干的，比如朱闯、李闯和毛闯，低素质的人才去干民主和自由，比如曼德拉和哈维尔。民主从来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它只是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机制，通俗来讲，民主普世论就是公司里谁干得好谁拿得多，民主素质论就是年终时却对你说，你长得可是太难看了，少拿点，跪安吧。
我只是讲些故事。2001年我去埃及，金字塔附近可是脏乱差，骗子巨多，牵骆驼的小孩常利用你的异域情怀让你骑着骆驼，以胡夫金字塔为背景拍照，然后猛抽骆驼撒丫子开跑，等跑到沙漠边缘，小孩就问你要MONEY、MONEY，沙子底下还忽然钻出来一群阿拉丁般的剽悍男子，把你的兜掏光才行。大街上汽车闯红灯、交警收黑钱这些低素质，也很常见。可大家知道，十年后那里发生了什么。
2003年我在美国的波特兰，那个信仰东正教的清静的城市里却有很多醉汉，有天晚上我跟同事金焱就被一个喝醉的流浪汉追赶，面目凶狠地要钱，当时我觉得美国确实乱得要垮了。第二天我在大街上又看到一群流浪汉，排着队在投票箱前面红耳赤地争论着什么，我也觉得很鄙夷，内心深深地表示支持伊拉克。可是大家知道，民主的美国没有被醉鬼和流浪汉搞垮，禁酒和收容制度严格的伊拉克垮了。
互联网这么发达，中国人办出国护照也不需要三代以上的政审，我们轻易可以知道素质低的利比亚、南非、缅甸甚至曾为我们不屑的越南都民主了。也知道民主国家其实也挺多鸡贼。罗马到处都是小偷，巴黎遍地狗屎、美国的哈雷机师们也常常不关远光灯还放着烧包级的加强低音炮……所以素质论、国民性其实是很扯的话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同宗同族原本素质也低的香港人，为什么能在狭窄的铜锣湾大道能够秩序井然；台湾这个小岛，国民党一直说“中国人劣根性都很丑陋，不能急，慢慢等吧”，忽然就民主正果了。龙应台当年确实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来抱怨中国人的民主隐忧，台湾一度海鲜垃圾成山。台湾的报界早年也报道过当地人不习惯关远光灯。可民主就是这么怪，你动起真格，大街的情形比想像得快得多。因为，制度是因，远光灯是果。
在警车有事没事都喜欢拉一下警笛表示威严，军车总以打南海的架势冲过红灯，仅仅开个经济片区会议都要封掉三条街的交通状况下，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是因为还不关远光灯，总拿灯光管制来说民主的事，就很不好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灯光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叫朝鲜。
那里人民穿戴整齐，那里人民上公车秩序井然，那里的人民随便在墙上写字，也会被叫去问话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至于东亚地区容易出现暴君，我迅速在脑中搜索了一下亚洲地图，不知道暴君指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是羞对国人就跳崖自杀的韩国卢武铉，是有点丑闻就集体辞职的日本内阁，还是顺应大势释放了昂山素姬的吴登盛将军。要知道，现在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都从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主动民主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在提高。不要说中国还有两亿五千万不开化的人群，你得看到乌坎那些人不过是些渔民、妇孺、打工仔……剩下的我无需答，林祖銮已帮我们答。有人问，难道你看不见基层选村长的贿选，甚至杀人的。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但过去真在睡觉，现在至少是装睡，装睡就是民主基础，比叫不醒好。
你只是说革命，他说革命就是暴力；你改说民主，他就说咱们的尺寸跟那个叫民主的洋妞不合适，还是与国情互相自摸好些；你说那就改革，他稍微满意些，还是要交待一下必须等上面通知，而上面，在中国其实是个虚拟词。我觉得说天鹅绒革命在中国没消费基础，是一个奇特的逻辑。因为，在一个人人追求苹果机且已把它追成了街机，坐地铁都要抱本乔布斯传而不是铁人王进喜，看外国电影都要看原声而不是译制版才有腔调的国度，你说祖先在我们身体内早安插好了一个独特的阀门，只接受产品，不接受思想，只知道故事，不接受民主的感染，这在制造原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中国人要的是自己过得爽的自由，要的是猪哼哼的权利。这有错吗，要知道全世界人民都自私，民主不是装圣处，民主只是要一个都能自保的底线，你帮他们划分合理。勒庞这本《乌合之众》扒的是全人类劣根性的皮，不单中国人，美国人的祖先也这个蛋性。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由清教徒、工人、农民、渔民、契约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国目前的民众素质并不比那群流亡者低，为什么不能拥有民主，否则怎么解释那么多中国人在动车、汶川地震、免费午餐、救助尘肺病，以及涌向那个村、那道坎的身影。中国人的自由观有一点跟世界相通，一直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不用再惧怕老婆刚怀了个孩子就冲进来一群人把她拖到人流室，肉身普及一道基本国策；不再惧怕孩子上学坐上校车的时候，也是坐上了孝车，你自己坐上了动车，就是坐上了买一送一的灵车；也不再惧怕好容易摆个烧烤摊，城管上来就把你打成肉串；更不会惧怕，你不过说了上面这些话，忽然不仅帖子不见了，而且整个的人都不见了……
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天赋权利，为什么要拒绝权利。
真正促使我想谈一谈的话题是：一人一票真的中国最大的急迫吗。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我愿意这样看这个逻辑：一人一票当然不是最急迫，但它是最重要。最急迫是上班打卡领工资生病了赶紧去医院，你得第一时间去做；最重要就是，你十年前就想到十年后你的权利。不要眼里只有最急迫，没有最重要，不要被政府GDP成功教育，活得太急，煎得太急。
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对你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误会，我认为坚持参选，比是否当选，更重要。还有一个误会，参选的样子一点不拉风，却很苦逼，我隔三差五就压低声音打电话到武侯区人大，很是怕打扰人家，咳，那个，开始没有，呵，打扰了……还常委托我妈去问居委会，因为我去问会触动大妈们的神经，我妈每次也先行默念一下台词，再打……那样子很像地下党。
如果普选，我不担心共产党当选。一人一票本身就是最大的破冰意义，根本不选，和选一下再上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大家还是选共产党，证明这个政党仍然是这个国家最令人信服的党，如果……再说下去就敏感词了，具体例子参见1996年台湾国民党史。至于马化腾参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每一次都有富豪参选，具体操作中也没见过谁真的当选。你养成民众珍惜选票的习惯，他们就不会为了Q币出卖尊严。
所以就必然引出下面这个观点：“当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和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
这一刻，我简直有加入党的冲动。我只有三句读后感：一、从政治学，这是正确的，从数学它却犯了一个错误，十三亿八千万减去三亿八千万，还剩下整整十亿。二、就算那八千万，好多也常常忘了自己是党员。三、从亲缘学，我觉得谁也不必急着代表我，去跟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党攀亲。
民主是个很大的话题，我只取一意，本文切题：民主就是不攀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