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从任何角度看上去都非常惬意的下午——上午刚考完最后一门,回家车票也拿在手中,所有琐碎的任务似乎都告一段落或者。天气出人意料的好,太阳在蛰伏了一旬后又肆无忌惮地窜了出来,气温舒适得仿佛到了春天。
在这么奢侈的日子里,纵然图书馆中窗明几净,还有可爱的沙发,依然不能阻止我迈向户外的脚步——准确的说,是图书馆外的大草坪。在暖洋洋的阳光轻拂下,草坪上已坐了不少人,或躺或卧,有些人索性用书本盖在脸上小憩片刻,悠闲得令人发指。我找了棵大树倚着坐下,耳边有备考的学弟学妹们轻诵概念;稍远一点的地方四个哥们正围坐一圈,打牌;不知是谁的山寨机夸张的扬声器放出了音乐,清晰地传遍半块草坪,还好不是凤凰组合那种;大树后面不知什么人也用手机公放着曲子,是吉它solo,音符绕过树干抵达我的耳畔,与远方传来已经失了真的音乐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不知所谓的旋律;草坪左边的广场,几个轮滑协会的高手正娴熟地玩着花样,引来整片草坪的目光;仰起头,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只纯黑色的鹰(我非常确信是鹰)在正上方的天空慢慢盘旋,每转一圈就上升一些,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远远的黑点;此时,一架银白色的歼十从黑鹰刚刚消失的那个方向的云层钻了出来,伴随着低沉的轰鸣声,从每个人头顶上呼啸而过,留下一道又粗又直的尾迹,我猜那是航空煤油——战机在减负,该降落了。
又过了一会,那道尾迹被风吹得曲曲折折,消散了。
这种场景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没准若干若干年后,当我回首往昔的时候,这个片段就会“攸”地一下跳到眼前,但愿,到时那只鹰还栩栩如生。
我突然站起身想高歌一曲,以抒胸臆,周遭的一切仿佛有某种力量,带给人一种莫名的触动。
然后,我带着傻子般的憨笑翻开了手边的书——《1984》。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直到太阳落山—— 一切都改变了。
我似乎是艰难地翻动每一页,每一页纸,几乎每一页纸,上面每一段文字都让我感到冷风嗖嗖,我想我的表情一定不会好看。突然之间,我觉得捧着《1984》瑟瑟发抖的我与周遭的环境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而热烈的阳光一如既往地洒遍我全身——我觉得自己就要融化了。
我内心深处那个那个始终位于焦外的领域现在渐渐清晰了,这其实是一种感觉,一种对外界的在长期诱导培养下已经根深蒂固的反应机制。
你很难给它下个确切的定义,多年前,鲁迅在他众多的文章下揭开了人性丑陋的一面,他称之为“劣根”,但这还远远不是我感觉到的那个东西。这么久过去了,一种新的东西开始在每个人心底沉积,我确信大多数人都能感觉到,但仅仅是“觉得”罢了,只能远远看见轮廓,潜意识中感到某种无形的压力作用在你的脑海,干扰你的思维进程。是的,是有这么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但每个人都心照不宣。
现在,《1984》以夸张的笔触给出了这玩意的的一个侧面素描,奥威尔借温斯顿之口,称之为——双重思想。
双重思想。
让我在这个和煦温暖的冬日惊栗得瑟瑟发抖的,正是我猛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双重思想”。
一个人,言行不一,尚能自我自我校正。
一个人,心思不一,如何能自省自制?
而我不就正是这样一种人么?而我身边那众多的相识或陌生的,不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么?!
真可怕。
可怕之处在于,我曾以为自己洞晓了的法理,现在不过是自相矛盾的谬误。更进一步,我又虚惊一场地认为自己识破了谬误,开始深刻反思,可这反思,我又是以何种的主观臆断来评判的呢?标准在哪里,抑或一切都是相对?个人信念在外界冲击下显得那么弱不禁风,一叶障目的虚伪优越感也牢牢将人囚禁于洞窟深处,固步自封,不,并非在行为上不闻不问,而是在思想上人云亦云,面对感性错觉诱导下的所谓权威,情不自禁地顶礼膜拜;一方面自信满满于自封的“独立人格”,另一方面却早已丧失了是非真伪的决断;哪怕每天睁开眼的头一件事是提醒自己不可忘记光荣与梦想,可是否在前一夜的混沌就已经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每个人,每日都麻木地做着一些简谐振动,自我膨胀,自欺欺人;信仰缺失的人反过来嘲笑攻击那些颤颤巍巍的“异教徒”,满脑肥肠的发言者看到真实美好的事物像见了瘟疫要忙不迭地扑灭消毒再加上四级隔离;最后,你当然还可以选择纯理性,可这种纯粹思维上的严密仅仅能带来意识上的充实而远不能带来心灵上的超脱或者道义上的慰藉……你不可避免地沉沦于自己的囚笼,迷失于他人的地狱——然而,可悲的是,你绕了这么大的一圈,最终却又要回到起点——这种“双重思想”下的自我剖析,可以让人看清自己么?
认识你自己——如果连这件事都办不到,你如何去感知这个世界?
我惊出一身冷汗,强迫自己刹住车,停止这种无谓的无尾的自我审视。
那并不比在这奢侈的阳光下舒适地睡上一觉来的更有意义。
毕竟,“老大哥”说了,无知即力量。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